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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陆官民对台湾的开发

　　从早期大陆移民台湾到历代朝廷对其的经略，大陆人民与台湾原住民一道，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对台湾进行了垦殖开发，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台湾有了巨大发展，并在一些方面走在全国各省之前，使台湾先后由粗放农耕和渔猎社会转型为移垦社会，又由移垦社会转型为定居社会，使台湾由一片草埔，到处是“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刀耕火种时期，变成中华文化的文治社会。台湾能有后来的成就，实不应忘先辈的奠基之功！

　　下面仅以明郑和清朝为例，简述大陆对台湾开发所做的巨大贡献。

　　郑成功为了建立“万世不拔基业”，一收复台湾就着手为其设立各级行政机构，将大陆政治制度搬到台湾，对土著民族基本奉行民族和睦政策，团结其上层人物，维护土著民众的根本利益。在此基础上他致力发展经济，通过实行“官田”、“文武官田”和“营盘田”制度，建立起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抓政治、经济的同时，郑成功还注意建孔庙、设学校，建立教育体系。在他不幸早逝后，子孙郑经、郑克填继承其政策，从而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进步。

　　明郑时期通过有计划的军事移民和民间自发移民，使台湾的汉族人口迅速增加，到郑氏末期，台湾的汉人已超过10万人。他们使用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开垦“文武官田”20271甲、“营盘田”约15000甲。由于土地的大量开发和水利的兴修，岛内生产的农产品和相关的手工业品品种相当丰富。粮食作物已有稻、麦等30余种，蔬菜40多种，水果20多种，还有丰富的水产品和家禽家畜。粮食不但可供军民自给，还能“以其有余，供应漳泉，以取其利”。产品的丰富和清廷对台的经济封销政策，使郑氏政权非常重视海外贸易，当时光官方的通洋海船就有60只，一些文武官员的私船也从事远洋贸易。众多官私商船来往于日本、南亚及东南亚诸国，“每年牟利不可胜数”。

　　郑家祖孙对台湾的经营，为台湾社会转型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清廷对台湾的经营开发情形，正如连横在《台湾通史》自序中所说的那样：“开山抚番，析疆增吏，正经济、筹军防、兴土宜、励教育，纲举目张，百事俱作，而台湾气象一新也。

　　从1683年清廷收复澎湖、台湾，实现全国统一，到1894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台湾确曾有了很大发展，出现“气象一新”的盛况：人口从十多万增加到254万人；开垦的土地从几万甲猛增到36万多甲，农业生产从粗放经营转向精耕细作，台湾成为一个大谷仓：行政区如前所述从一府三县增加到一省三府五厅十一县加台东直隶州；为适应行政区建设，全省大兴土木，修筑府县城池，建起一批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对外贸易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894年的进出口总值就为1865年的5．6倍，达12694495海关两，30年中年平均增长率6．5％，为了商业的需要一批港口应运而建；提倡文教事业，清代在台湾设书院45所、儒学13处、社学51所、书房（私塾）1707所、义学“遍设于府县街村”，共有251人中举人，29人中进士。这不仅意味着中华文化在台湾生根，也显示了台湾文教制度的发展水平与普及程度已逐渐与大陆趋于一致。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沈葆祯、丁日昌、刘铭传等人，致力于洋务运动，推动了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像刘铭传任台湾巡抚的时间虽然不长，在这方面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在台湾购买兵舰，建军械局，自造武器；建基隆到台南的铁路；建立邮局、邮政；设矿物局，负责硫磺等产销业务；提倡种植茶、樟脑等经济作物；设招商局，发展商业；在台北创建马路、电灯、自来水；设新式学校，培育现代人才；等等。其中铁路、邮政局、电灯和自来水“在全国都是走在时代尖端的”。有人指出由于这些人的努力，台湾“在甲午战争前其近代化程度为全国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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